边城烟雨

原文：

Friedrich Nietzsche, Antichrist 17

Wo in irgend welcher Form der Wille zur Macht niedergeht, gibt es jedes Mal auch einen physiologischen Rückgang, eine décadence. Die Gottheit der décadence, beschnitten an ihren männlichen Tugenden und Trieben, wird nunmehr notwendig zum Gott der Physiologisch-Zurückgegangenen, der Schwachen. Sie heissen sich selbst nicht die Schwachen, sie heissen sich "die Guten" ... Man versteht, ohne dass ein Wink noch not täte, in welchen Augenblicken der Geschichte erst die dualistische Fiktion eines guten und eines bösen Gottes möglich wird. Mit demselben Instinkte, mit dem die Unterworfenen ihren Gott zum "Guten an sich" herunterbringen, streichen sie aus dem Gotte ihrer Überwinder die guten Eigenschaften aus; sie nehmen Rache an ihren Herren, dadurch dass sie deren Gott verteufeln.— Der gute Gott, ebenso wie der Teufel: beide Ausgeburten der décadence.— Wie kann man heute noch der Einfalt christlicher Theologen so viel nachgeben, um mit ihnen zu dekretieren, die Fortentwicklung des Gottesbegriffs vom "Gotte Israels," vom Volksgott zum christlichen Gotte, zum Inbegriff alles Guten, sei ein Fortschritt?— Aber selbst Renan tut es. Als ob Renan ein Recht auf Einfalt hätte! Das Gegenteil springt doch in die Augen. Wen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aufsteigenden Lebens, wenn alles Starke, Tapfere, Herrische, Stolze aus dem Gottesbegriff eliminiert werden, wenn er Schritt für Schritt zum Symbol eines Stabs für Müde, eines Rettungsankers für alle Ertrinkende heruntersinkt, wenn er Arme-Leute-Gott, Sünder-Gott, Kranken-Gott par excellence wird, und das Prädikat "Heiland," "Erlöser" gleichsam übrig bleibt als göttliches Prädikat überhaupt: wovon redet eine solche Verwandlung? eine solche Reduktion des Göttlichen?— Freilich: "das Reich Gottes" ist damit grösser geworden. Ehemals hatte er nur sein Volk, sein "auserwähltes" Volk. Inzwischen ging er, ganz wie sein Volk selber, in die Fremde, auf Wanderschaft, er sass seitdem nirgendswo mehr still: bis er endlich überall heimisch wurde, der grosse Kosmopolit,—bis er "die grosse Zahl" und die halbe Erde auf seine Seite bekam. Aber der Gott der "grossen Zahl," der Demokrat unter den Göttern, wurde trotzdem kein stolzer Heidengott: er blieb Jude, er blieb der Gott der Winkel, der Gott aller dunklen Ecken und Stellen, aller ungesunden Quartiere der ganzen Welt! ... Sein Weltreich ist nach wie vor ein Unterwelts-Reich, ein Hospital, ein Souterrain-Reich, ein Ghetto-Reich ... Und er selbst, so blass, so schwach, so décadent ... Selbst die Blassesten der Blassen wurden noch über ihn Herr, die Herrn Metaphysiker, die Begriffs-Albinos. Diese spannen so lange um ihn herum, bis er, hypnotisiert durch ihre Bewegungen, selbst Spinne, selbst Metaphysikus wurde. Nunmehr spann er wieder die Welt aus sich heraus—sub specie Spinozae—, nunmehr transfigurierte er sich ins immer Dünnere und Blässere, ward "Ideal," ward "reiner Geist," ward "Absolutum," ward "Ding an sich" ... Verfall eines Gottes: Gott ward "Ding an sich" ...

翻译：

权力意志在某种形式中的没落，总是伴随一种生理衰退、一种颓废(décadence)。被阉割了阳刚和本能的颓废偶像就此必然成为生理衰退者和软弱者的神。他们不称自己为软弱者，而是自诩为“善者”……无需任何暗示，人们就能看穿，究竟在哪些历史时刻里，这种子虚乌有的善恶之神的二元对立能够成为可能。同样的天性让被征服的奴才把其自己的神明降格为“自在之善”的本体，同时剔除胜者之神的优秀品质——他们诋毁它为魔鬼，以此来向他们的主人复仇。善的神与魔鬼无异，都是颓废生出的怪胎。为何人们如今仍然在对基督教神学家们的幼稚一再让步，和他们一道晓谕众生，说从“以色列的神”、选民之神到基督教的神、众善之本的演化是一种进步？然而即使勒南先生也如是说了，仿佛他就有权利去幼稚！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正好相反。如果那些让生命蒸蒸日上的前提，就是一切强大的、勇敢的、骄傲的和盛气凌人的属性都从神的概念中被清除，如果神渐渐沉沦为疲惫者的拐杖或者溺水者的救命稻草，如果祂简直就是贫乏者的神、负罪者的神、病态者的神，如果祂作为神的头衔仅仅是“救主”或者“救赎主”一类的称谓——那么这种演化到底说明什么？一种神性的退化吗？不过这样一来，“神的国度”就变得更加广阔了。从前的神仅仅拥有祂的民，就是那群“被拣选”的民。而如今，祂和祂的选民都去了外邦，云游四方，再也不愿驻足某处——直到祂最终无所不在，成为万民的主；直到“大多数”人和半个地球都承认祂的权势。可是，这“大多数”人的神、诸神中的最民主的那位，还是无法成为傲慢的异教徒之神：祂仍旧只是犹太人的神、躲在旮旯里的神、一切黑暗角落和藏污纳垢之处的神！……祂的普世之国依然还是一片阴曹地府、一座对病态开放的收容所、一个隐藏的地下王国、一块被隔绝的异域……再瞧瞧祂本身，如此苍白、无力、颓废……甚至苍白无力者中的最苍白无力者——就是那些形而上学家和理解力错乱者——也能做祂的主宰。他们围绕在祂周围，用自己编织的网把祂裹起来，直到祂被他们的上蹿下跳所催眠，变成了形而上学的枯蛹。之后，神又从自己身上抽出丝来，把世界纳入祂的网罗中——以斯宾诺莎式的形象——继续蜕变得愈发苍白羸弱，成为“理想”、成为“纯粹精神”、成为“绝对”、成为“自在之物”……神的堕落就是：祂成为了“自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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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翻译本是邹公的作业。我参照了邹公版本的部分文字，基本上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翻译了一遍。邹公的版本偏重直译，我这里偏重意译了，个别之处可能处理得十分大胆。

另外，我阅读尼采批判基督教的文字的一个重要感受就是，尼采批判的确建立在他对圣经和当时基督教现状相当熟悉的基础上。若要理解尼采文字背后的深意，恐怕还是得先熟读圣经。本翻译里面多处用了圣经里面的对应概念。

跌打滚爬了四年半之后，我这个德国乡巴佬终于要进城了！

若不是本届华人团契大会的地点选得好，我还无法认识这座伟大的城市。那儿的亲们早已抱怨我为何不去造访了。于是，28日清晨，来自查理曼之都的10人(我在其中)，分坐两辆车，沿着希特勒当年进军的路线，向巴黎飞奔而去。

当青岚袅绕的森林渐渐散开的时候，就是法语的世界了。沿途看到很多历史名城的名字，Cambrai，Lille，Amiens；还经过索姆河平原，高速公路旁立有灰蒙蒙的大牌子，书有”La Grand Guerre”，眼目望去，如今俨然一片的交通的阡陌。

穿过戴高乐机场后，巴黎郊区的建筑就渐次展开了。高层的住宅楼杂乱地伫立在平顶屋的海洋中，倒是和中国都市郊区有几分相像了。一看地名是St. Denis，哥特式教堂的发源地，完全没有昔日的肃静。

直到30日的中午，我和我的团契都住在95省的一家修道院里。背后就是山，算是巴黎都市区的最最北边了。两天的大会，主讲人是《海外校园》的主编，讲得毫无激情。巴黎的团契的风格和我在杜塞尔多夫见到的毫无二致，都属于“基督徒标准化生产型”的：红扑扑的脸蛋、花朵般的笑容，讲起道理时每张嘴里都流出一模一样的、圣洁得无以复加的话语。

大会结束后我没和同伴们一起行动。沙哥开车把我送到Gare du Nord，黄班长在那里接我。巴黎北站这个地方，我大概不会想去第二次，视线所及，没有一个法国人，而且比上海闸北还要乱。套用FC的一句话，“从德国到了法国，就仿佛从欧洲到了非洲，呵呵呵呵！”

说起黄班长，我整整5年没见过了，她的笑容还是那么灿烂和高贵。她把我送到龙家。没能见到龙是很大的遗憾，此人去瑞士滑雪了，很感谢他把家腾出来给我住两个晚上。龙家在巴黎南郊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安静的小镇。那儿我总算见到了几个法国人。

安顿好之后，黄班长打电话把众人约出，晚上7点一起在13区某地见面。此前进城逛了先贤祠和St. Michel，经过了龙的伟大母校、更加伟大的索邦大学还有Cluny修道院的遗址，一直走到塞纳河边。拉丁区的建筑是雄伟的，在昏暗的灯光下，似乎能感受到巴黎曾经的荣光和富有。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语言的对话，还有各种小吃的气味；眼目所及，全是世界各地的游客。可怜的巴黎，我连静静观赏你的机会都没有。

还好之后的饭局才是重点。Porte d’Ivry车站，众人陆续到来。灰色风衣中的WhiteDeep依然那么修长那么绅士，拎着电脑包的anniluojie依然显得那么逻辑那么战术。金变化稍大，鬓角留得很长，有点19世纪法国商人的模样。见到我就把右手扬起，用一种非常American的方式和我拍手。

巴黎13区是华人的世界。意大利广场附近是十几幢龙江小区一般的高层住宅楼。华人的超市、商店、餐馆比比皆是，沿路边铺开，我仿佛置身南京的街头。最牛的是一家McDonalds，大门上只有三个简体汉字“麦当劳”。后来回亚琛时，这个麦当劳一致被认为是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

新国都大酒楼的圆桌，众人陆续入座，只要了N盘小菜和自来水。我很奇怪为什么不要酒，在德国下馆子不喝酒是unimaginable。不免怀念和Klaus(最美好的时光)在科隆豪饮的情景。

饭局中众人抚今追昔一番。另外4人常常见面，只有我不多见。话题围绕各种八卦以及anniluojie的令人发指的作息时间展开。这个热爱网游的聪明男人，应该非常适合上夜班。

9点多就作鸟兽散，约好元旦再见。我急忙回龙家就寝。修道院里面是大被同眠，若干雷公的气声表演是我的超级梦魇。

31日，天气不甚好。清早走在龙家所在的小镇Palaiseau，很多人家把窗户打开，把音乐放得街上行人全部听得到。和Amelie约在11点，Notre-Dame的大门口见面。同样作为哥特式建筑，我并不认为圣母院的艺术成就会比科隆大教堂更加高明。圣母院的玫瑰窗，科隆也是有的；圣母院有一长排犹大列王的雕像，科隆则有从亚当起所有旧约名人的雕像；至于立面构造，我认为显然是科隆的更雄伟。然而圣母院门口一百多米的恐怖长龙让我望而却步。科隆大教堂，我进去过几百次；而圣母院，恐怕我这一辈子也进不了一次。我讨厌人多的景点，真的很讨厌。除了和他们一样端起相机乱轰一阵外，我什么也不能感受到。

于是和Amelie掉头沿河而行。经过Chatelet和古老的Pont Neuf(居然建在内忧外患的胡格诺战争时期)，到卢浮宫的高墙外。

Louvre本身并没有我想象的雄伟，比起它在柏林的对应物Charlottenburg，又少了明丽的色彩。恐怕它吸引人的还是里面的40万件艺术品吧，或者干脆说，就是“蒙娜丽莎”。当看到无数人涌向博物馆的时候，我立刻断念去看望蒙娜丽莎。仔细端详起贝大师的金字塔来。对这个当年引起很多争议、如今却无人不叫好的建筑的描述，网上汗牛充栋，这里就不赘述了。我觉得，拿金字塔的motif作为“文化遗产”的roof，对于王政时代的法兰西而言，实在再恰当不过。

围绕金字塔的各个卢浮宫展馆，我发现是以波旁王朝的著名大臣命名的，其中有苏利、黎世留、柯尔柏、德农和杜尔哥。每个展馆的檐上应该全是法国名人雕像。我只细看了德农馆上的几个，就发现了黎世留、蒙日和笛卡儿，都是各人最经典的pose。研究下这些东东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既然我放弃进入已经水泄不通的Louvre。

离开卢浮宫，沿轴线往西前进，依次经过杜伊勒里花园、方尖碑、协和广场。之后就是著名的香街，直通向凯旋门。其实凯旋门再往下，就是La Defense，可惜这次没能造访。但凡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都喜欢用轴线把重要建筑串起来，代表秩序。

和Amelie在大小宫就转了弯，因为我对香街的奢侈品没有兴趣，直奔铁塔。但凡西马公司的公务团，在巴黎总要去“埃菲尔铁塔2层”。这2层已经相当高了，其实还有更高的。铁塔下面黑压压全是游人，等着四只脚上的电梯把他们送上去。仔细看了铁塔的构造，一时无法用语言表达这是怎样的工程师的奇迹。新奇的是，许多构造并非我所想的那样都是纯粹为了造型和力学的缘故，居然还带着花边，算是一种装饰。

之后去吃午饭。平生第一次吃蜗牛。用两种奇怪的餐具，把蜗牛夹住并把里面的肉挑出来。味道好到不行。

下午四点和Amelie道别。约好12日时一起去巫婆塔参加老源新电影的首映式。我又回到Notre-Dame的大门口，在暮色中与刚从慕尼黑的Udo那儿回来的FC碰头。

上回见FC，是在04年9月的南外校园里。这位高大的Chevalier的内心依旧温柔浪漫。想起当年在他的怂恿下，我迷上19世纪的法国文学。整个高中，我是不折不扣的法国历史文化的otaku，就像现在是日本历史文化的otaku。“子爵”这个ID，也是来自那个时代，确切地说是取自《基督山伯爵》中阿尔贝子爵的名号。本来没想用这么久，而如今居然8年过去，知道“子爵”的人已经比知道我真名的人更多了。

对于在巴黎走马观花，我已经十分知足。于是和FC去13区的“夏威夷餐厅”，一边饕餮一边坐而论道。饭后，避开迎接新年的纷乱人群，早早地回龙家去。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候，我和FC正在狂笑。没有香槟，什么吃的喝的都没有，于是彼此握下手，我说”Bonne annee”，他说”Frohes neues Jahr”。2008年就这么到了。

元旦的早晨和FC一起把龙的冰箱洗劫一空。虽然约了30号晚的4人中午一起吃饭，只有黄班长和WhiteDeep到了。金说有事，酣睡中的anniluojie实在起不来，就不为难他了。第三次来到著名的13区，吃了美味的越南粉。之后我和亚琛的大部队取得了联系，这伙人居然也在13区大吃。于是和三位亲们道别，表达了夏天再见的愿望。三位亲们真是太客气了。

元旦夜里与大部队同宿在St. Denis的别墅客栈里。2日天未亮我就坐上了回亚琛的大宝马。

失眠是一种 很玄的东西 如影～ 随形～

无声又无息 出没在心底 转眼～ 吞没在寂寞里

我无力抗拒 特别是夜里 哦～ 想睡得无法呼吸

恨不能立即 向梦狂奔去 不再翻来覆去 嗯～

我愿意睡去 我愿意睡去 为了能睡去 忘记我姓名

就算多一秒 停留在睡眠里 不去上课也不可惜

我愿意睡去 我愿意睡去 为了能睡去 蜕了一层皮

只要这呵欠 拿梦与我回应                 

怎么都愿意 怎么都愿意 睡去～

还是决定要拆了。不止一次从父母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昨天网上碰到哥哥，同样的事情又说了一遍。我显得有点冷漠，仿佛事不关己，说知道了。其实不敢回忆那个地方太多，不然怎么也冷漠不起来。哥哥说拍了很多胶卷，其中还有我小时候写的字。我心里笑了一下，那一定是家后窗的墙壁上的两句诗吧，还是用毛笔歪歪扭扭“题”上去的：前峰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旁边还有妹妹用同一支毛笔画的一只猪，大概是出于对我的不堪的字迹的嘲讽而作。那年我和哥哥也只有八九岁的光景罢，妹妹六七岁。

那是一座很有气派的四合院，位于白鹭洲的青色马头墙外。近处有有名的乌衣巷。沿着乌衣巷走到头，就是更有名的夫子庙，以及十里秦淮。现在想起这些，真是恍如隔世。这四合院是母亲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外祖父于20年代建的。据说是曾外祖父亲自设计，有“中西合璧”的风格。与通常的大宅院一样，它有朱漆的大门。这大门到了我的年代，已经全然没有朱红的鲜艳，饱经风霜的木版上只留有些许暗红的痕迹。门里边首先是一左一右两个厢房，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条道路，直通大院的主体建筑，一座二层的洋楼。道路的两边镶有两排整齐的冬青树。这道路就是整个大院的对称轴。它的两边，也就是被冬青树隔开的地方，是两个花园。右边种有桂树和梅数，左边是梧桐、枇杷树和葡萄藤。左边另外还有一棵巨大的树，我已经不知道它的种类，它的树冠似乎把两个花园都覆盖了。除了树木，满地都有花草。我印象最深的是右边花园里的一丛蓝色的花，每到春天就开得很鲜艳很放肆。

主路的尽头是四级台阶。这台阶也见证了我的成长。我在很小的时候，是不敢从最高那级台阶上直接跳到路上的。于是先从两级开始跳，之后是三级，后来再长高了一点，终于也可以从最高级跳了。这四级台阶连着一个平台，平台的尽处就是洋楼的正门了。

对这个洋楼，我的回忆不甚多，因为父母都住在左边花园的最里面、靠着大院围墙的一间独立的厢房里。正门里面首先是一个很大的很像大堂的空间，似乎堆着各种类似家具的杂物。大堂的左右对称着两个大一点的房间。妹妹一家住在左边那里，右边住着我外公的兄弟一家。大堂正对面的墙壁的左右也有开口，左边的开口里面是哥哥一家，右边的开口是一过道。走进过道，一转身就是一条楼梯。二楼我是很少去的。记得那里有两个很敞亮的老虎窗，可以把全院的风景尽收眼底。

过道尽头是洋楼的后门，下了几级台阶后是一条石板铺的小巷。小巷其实很长，它左拐，绕过整个洋楼，直通刚才说的左花园。小巷的旁边有两间独立的屋子。大的那间属于妹妹家，被用作厨房和餐厅。小的那间还用一道带门的墙遮掩着，那属于我家的厨房兼餐厅。旁边，在整个院子最深的角落处，还有一个天井。父亲在那里养过鸡，清晨常常能摸出几个鸡蛋。

不同与哥哥和妹妹。我大约三岁时才从生我的稽山鉴水经过10个小时的跋涉来到那里。那时我家的屋子似乎还没有“装修”完。依稀记得父亲和叔叔(其实是姨夫，叫习惯了)在梯子上用纸糊天花板。那纸上还有密密的字迹，大约是父母在大学里用功的产物。屋子被均分为两间，里面那间就是卧室。门正对着左花园，门前是一条与屋等宽的顶上铺有石棉的走廊。我的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下雨天搬个小凳子坐在走廊上，看着被瓦片梳好的条条雨柱从屋顶上倾泻下，再听听那雨水与石板以及地上的瓦片的清脆的撞击声。、

与哥哥妹妹在花园里玩耍自然是每日的必修课。利用花园里堆放在地上的砖瓦和煤球做各种实验，可惜它们不比轻巧的积木，实在很重。还有就是在泥地里用外面捡来铲子挖几条相通的沟，每逢下雨，沟里就哗啦啦流着水。此外，弹珠和陀螺也是必不可少的。到了秋天，大人门就把花园里的落叶扫到一处，放一把火烧了，我们的乐趣就是看着火苗的跳动，一面不断为它添加新的叶子，一面用小棍儿之类在灰烬里面捣来捣去。

大院大门的正对面，是另一个大院。我记得那里有一个姓宋的小姐姐，和她的奶奶一起住，很聪慧的模样，常常带我们进去玩纸牌。著名的“七令二五三”，就是她教会我的。那个大院的左边是一个二层小楼，住着一高一矮两个小哥哥，总是欺负我们。

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变故。首先对面的几户人家都要被拆迁。于是，两个小哥哥和姓宋的小姐姐都搬走了。可惜那时大家都不懂事，互相连再见也没说。之后，外公的兄弟打算举家迁往上海。大院被残酷得一分为二，那一半，包括中轴路、洋楼的大堂和整个右半边，都卖给了另一家。冬青树被拔光了，在原来左边那排的位置建起了一道隔墙。当时大人们是否感到很遗憾，我不知道，然而即便只剩下小半个花园，也照样是孩子们的乐园。大人们后来把那棵巨大的树砍了，腾出更多的空间。秋天，我们照样可以烧火，其它各种游戏也毫无阻碍地进行着。舅妈那时开始钻研起花的栽培。于是隔墙的墙角处出现了一排盆栽，以及一棵小石榴树。

那时哥哥和妹妹家里都养猫，妹妹家偶尔还养乌龟、鸟或者兔子之类。我无比喜爱那些猫，常常逗它们玩，研究它们的脾气。再大一些的时候，我自己还去白鹭洲捉些蝌蚪来养着。后来这些蝌蚪大多顺利变成了癞蛤蟆，被我放到院子里捉虫去了。

小学时的我是极其好客的人。放学后总要拖几个同学到家里玩，要么就结伴去白鹭洲探险。哥哥偶尔也把他的同学拉过来。当时大家都喜欢打乒乓球，于是哥哥就做用木版和石墩做了一个球台，大家可以轮番厮杀一番。这球台一直保存到我小学毕业，几乎每天都用得着，真是太开心了。有同学问我为什么那么无忧无虑。那时不明白，现在想来，童年在这样的屋檐下成长，哪里会有什么阴霾呢？

小学毕业后我就随父母搬到楼房里去了。而妹妹一家在两年之前就搬走了。哥哥一家却在那里一直坚持到今年。周围的平房大院已经悉数拆除，只剩下这曾外祖父留下的遗产，孤零零地躲在如今已经迅速发展的起来的城市的发黄的旮旯里面。直到如今，开发商们再也不能容忍这文物横在他们的金碧辉煌的大厦中间了。

父辈们做了努力，还是没有能够保住它。在和父母的电话中，我淡淡地说，要拆就拆吧。

其实我很怀念。在这里用文字回忆回忆，可以使我不会感到太多伤感。我远在千里之外，我不能为它做什么；既然现实是这样，还不如就欣然接受。因为对我而言，那大院子的地基，早已不在那块地方，而在我记忆的最深处了。

母亲说说不定有图纸保存在档案馆里面。我作为未来的建筑师，把它找出来并加以研究的责任义不容辞。也许哪一天会把它做成一个模型，在家族里面供着，仿佛一个神龛，把童年所有的美好都寄放进去。

......

Der grundlegene Unterschied zwischen der chinesischen traditionellen und der westlichen klassischen Musik besteht in der Zielsetzung, d.h. was die jeweilige Art der Musik uns erbringt. Unter Kunst verstehen wir eine andere Welt, die durch Schaffen der Künstler uns eröffnet wird. Dieses Bemühen strebt die Realisierung eines Zugangs an, der uns in diese Welt führt und ihre Schönheit darbietet.

Die chinesische Musik verheißt eine künstlerische Welt, die aber außer der Musik selbst existiert. Mit einem anderen Wort, diese Welt ist immer da, die irgendwie durch Kunstschaffen erschlossen wird. Diese Kunst muss nicht unbedingt Musik. Durch Malerei oder Dichtung gelangt man in die gleiche Welt und in diese Welt zu gelangen, ist das Ziel der chinesischen Musik, dessen Mittel diverse sind. An diesem Ziel soll der Hörer die Musik an sich vergessen und sich als Individuum in der durch Musik angedeuteten oder artikulierten Welt auflösen. Und diese wunderbare Welt heißt auf chinesisch „Yijing".

Deswegen sind die meisten chinesischen Musikstücke poetisch betitelt. Zum Beispiel, „Chun Jiang Hua Yue Ye" oder „Gao Shan Liu Shui". Die Titel geben Hinweise an, in welche Richtung die Einbildungskraft gehen sollte und somit wird die Findung des Zugangs von „Yijing" enorm erleichtert. Dasselbe „Yijing" findet man wahrscheinlich in einem Gedicht oder einer Tuschmalerei. Die beiden können selbstverständlich viel konkreter darstellen als die Musik, die aber mehr Einbildung und Tiefe der Affekte ermöglicht. Trotzdem müssen die abstrakten Empfindungen zu konkreten Objekten sedimentiert werden, weil der Titel selbst die Abstraktion einschränkt. Darum möchte ich sagen, dass die künstlerische Errungenschaft der chinesischen Musik immerhin dem weltbekannten Erfolg der Malerei und Dichtung unterlegen wäre. Ohne konkrete Objekte zu fassen, bleibt der Genuss von der chinesischen Musik beinahe umsonst. Sie ist zu abhängig von bestimmten Images, ohne bessere Darstellungsmöglichkeiten zu haben.

Wir bleiben in Hinsicht der künstlerischen Welt und kommen nun zu der westlichen klassischen Musik. Vor allem werden wir einsehen, dass die westliche Musik eine autarke Gattung für sich ist. Obwohl es zahlreiche Stücke gibt, insbesondere in der Ära der Romantik, die einen lyrischen oder epischen oder dramatischen Hintergrund aufweisen, z.B. sinfonische Dichtungen oder Konzertouvertüren, kann sich die westliche Musik doch als ein unabhängiges Reich behaupten, das seine eigenen Grenzen hat. Die Zielsetzung der westlichen Musik besteht einfach in sich selbst. Durch Musik wird Musik geschaffen, eine meistens rein musikalische Welt, die aus Folgen, Bewegungen und Modulationen der Tönen zusammengebildet ist. Durch andere Künste findet man nie direkte Zugänge. Der Klassizismus hat die Grenzen aller Künste streng vorgeschrieben, und die klassischen Komponisten wie Haydn und Mozart haben nur reine Musik gemacht. (Hiermit wird Oper als eine andere Kunst, die aus Kopulation von Musik und Dramatik entsteht, seperat betrachtet.) Die Romantik wollte alle Grenzen aufheben und Musik in Literatur oder Gemälde aus Tönen umwandeln. Da hat die westliche Musik allmählich auch „Yijing" gefunden und der Impressionismus, der sich durch Rezeption der asiatischen Künste entwickelt hat als Nachfolge der Romantik gilt, trieb „Yijing" der westlichen klassichen Musik aufs extreme. Danach ging die gesamte klassische Musik als eine historische Periode unter, weil die damals noch gängigen Darstellungsmittel, die von Regeln der reinen Musik herrühren, die künstlerischen Anforderungen der eingedrungenen unmusikalischen Komponenten nach und nach nicht erfüllen konnten. So musste das System der klassischen Musik zerlegt werden, oder in unterschiedliche Ausgangspunkte bzw. Aspekte (Polyphonie, Harmonie, Rhythmus, Tonhöhe, Tonart, Tonfarbe, Instrumentation etc.) und sogar ihre Ursprünge reduziert werden, damit alles neu konstruiert wurde. Deshalb hat das 20. Jahrhundert die meiste Diversität erlebt wie noch nie.

Oben wurde ein wesentlicher Widerspruch der westlichen Musik dargelegt, nämlich der Widerspruch der Grenze einer Kunst. Da wirken immer zwei entgegengesetzte Instinkte. Der eine will eine klare Ordnung mit vernünftig definierten Grenzen vorschreiben, der andere will Grenzen abschaffen und alles mit allem verbinden. Die chinesische Musik hat diesen Widerspruch nicht und folgt nur dem letzteren Instinkt. Die Größe und Zeitlosigkeit der westlichen klassischen Musik sind hauptsächlich dem ersten Instinkt zu verdanken. Die größten Komponisten (nun ausschließlich Opernkomponisten), Bach, Haydn, Mozart, Beethoven und Brahms, haben sich alle an die Regeln der reinen Musik gehalten.

Die geheimnisvolle Schönheit der reinen Musik besteht nicht in Einbildungen oder Assoziationen, die unbedingt unmusikalische Elemente einbeziehen, sondern in einem zweiten Widerspruch, nämlich dem Widerspruch zwischen dem Harmonischen ( z.B. Konsonanzen) und dem Unharmonischen (z.B. Dissonanzen). In einer klassischen Symphonie wird dieser Widespruch deutlich dargestellt (in Motiven, Tonalitäten etc., überall durchdrungen), entwickelt (oder besser formuliert: gestrikt) und schließlich gelöst.

Die antiken Griechen haben schon entdeckt, dass bestimmte Konstellationen der Töne einen zu Wohlgefühl anregen und einige andere Konstellationen einen in innere Unruhe setzen. Daher kommen das Harmonische und das Unharmonische. Diese Regeln gelten für alle Menschen und gehören zur menschlichen Natur. Sie bilden den Ausgangspunkt der Musik der westlichen Zivilisation. Der christliche Glauben hat den Widerspruch zwischen dem Harmonischen und dem Unharmonischen nochmal bekräftigt, ausgehend davon, dass die Menschheit das Abbild der Gottheit sei und durch das Harmonische man das Göttliche erreichen könnte. In dem Mittelalter und der Renaissance wurden in der sakralen Musik die Dissonanzen verboten, weil die einen verführen könnten wie Teufel. Tatsächlich besteht der Reiz der westlichen Musik darin, dass sich das Harmonische und das Unharmonische immer wechseln und gegenseitig überwinden.

Um diesen Reiz zu verschärfen, müssen mehrere Aspekte berücksichtigt werden, damit ein spannendes Musikstück überhaupt konzipiert und konstruiert wird. Die Höhe, die Länge, die Häufigkeit und der Bezug, überhaupt jede Eigenschaft jedes Tones sind durchdacht. Um das ganze Werk nachvollziehbar zu konstruieren, muss noch eine klare, maßgebende Ordnung dasein. Gemäß dieser Ordnung wird ein Stück in Stimmen, Sätze, Abschnitte und Module unterteilt. Aus Bezügen der einzelnen Bausteine entwickelt man verschiedene Ordnungssysteme (Polyphonie/Harmonie, Dur/Moll, Fuge/Sonate/Variation/Rondo usw.), die unterschiedliche Konstruktionsprinzipien befolgen. Am Ende der Komposation entsteht eine Partitur, die einen Überblick über alle Inhalte und ihre Relationen gibt.

Die chinesische traditionelle Musik hat auch ihre eigene Partitur. Bei Jianzi-Pu für Qin findet aber z.B. keine Information über Rhythmus. Der Qin-Spieler kann frei interpretieren. Partituren der westlichen Musik erlauben leider nicht viel Freiraum. Zwar haben Dirigenten und Spieler alle eigene Stile. Die unterscheiden sich aber fast nur in subtilen Feinheiten.

Philosophie spielt für die Musikkulturen auch eine bedeutende Rolle. Die besten chinesischen Stücke sind fast alle taoistisch gefärbt und halten sich von dem Irdischen heraus. Musik begreifen zu können, war im chinesischen Altertum ein Zeichen für sehr hohe Bildung. Die westliche Musik legt Wert auf die Entfaltung der perfekten Menschlichkeit und neigt zur Abstraktion, damit allgemeine Menschlichkeiten in einem Stück zusammengefasst werden, das alle anspricht. Die Welt, die uns die reine westliche Musik eröffnet, ist eher eine abstrakte, ohne jegliche bestimmte Images.

Darüber hinaus gibt es noch jede Menge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r chinesischen traditionellen und der westlichen klassischen Musik. In kurzer Zeit bin ich nicht in der Lage, alle relevanten Punkte einfallen zu lassen.

..... 

Ein Nachwort zu der westlichen Malerei. Diesen Bereich überfliege ich viel weniger. Trotzdem möchte ich dir zwei Maler empfehlen, deren Werke du dir mal ansehen könntest. Der eine ist Caspar David Friedrich, ein großartiger deutscher Maler der romantischen Zeit. Sein Stil ist sehr nah an der chinesischen Tuschmalerei. Der andere ist M.C. Escher, Holländer, moderner Maler und lebt vielleicht noch. Seine Werke sind wie Zaubereien und ich kann mir nie vorstellen, dass ein traditioneller Chinese solche Fantasien auf solche Art und Weise ausmalen kann.

把Klaus对我昨天的新日志的回复发上台面，后面非斜体字的部分是我的再回复：

1. 思辨的目的是什么？

思辨本身就是目的，思辨的前提是承认绝对真理的不可认知性，即不论思维达到什么深度，始终是有缺陷的，而且缺陷可能是表层的，也可能是根本的。所以思辨的存在是人能够进步的前提，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思想形成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楼主对信念的理解正契合了创造论的意旨，并将"一个确定的信念"同"可交流的想法"割裂视之，实际上在两者之间并无明晰可辨的界限，所以楼主说追求思辨的人是固步自封，而其实坚持基本信仰不可动摇的人又何尝不是固步自封——即预设已有的信仰坚不可破，不承认思维演化的渐进过程适用于所有知识和知识体系——并不是说无信仰者没有固步自封，只是说有信仰者无需五十笑百，

实际这种二元思维乃是我们解释世界及论证自身存在性的基本方式——不论是有信仰者还是无信仰者。举两例：Lakatos在Popper科学可证伪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知识论的一般方法，其核心观点就是（广义上的）理论处在不断演进之中，而每一套理论都是有一个不可动摇的理论内核加上若干外围命题构成，外围命题可讨论可修正，但是一旦理论内核出现问题，理论本身就必须彻底废止了；第二个例子是宪政上的运用：Buchanan认为宪法的意义在于在基本和核心问题上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及Gesellschaftsvertrag unter Konsens，而其它法律则是在拥有一致同意性的宪法基础上以多数赞成的原则建立的，在这里宪法就是内核，而其它法律则是派生的、可修订的。

好，扯了这么多，就是想说一点：确立某个信念并坚守之，同时在外围命题上采取充分开放的态度实际上是我们在大多数问题上采取的通用态度，至少是至今为止正确且有效的态度。所以这一点不能成为批判无信仰者的理由。

2. 什么是"历史证明有效的体系"，"历史证明有效的体系"是否就是可指导当下及未来的体系？

这里的问题恐怕还是静态思维，历史不仅不是statisch的，而且也不是dynamisch的，历史是evolutorisch的。哈哈，虽然我知道这样说无异于与创造论者谋皮，但是如果说我还有什么坚守的价值观，或者说当下坚守的价值观，那就是这个了。

3. 一辈子乐于思辨的人一定偏离了他生活的目的？

人有权利确定他自己生活的目的，所以不存在什么外生的"生活之目的"，如果一个人如楼主所言确被"思辨中的矛盾之美"所吸引而决定选择思辨的一生，则他应当得到这样的自由，这就是他生活的目的。楼主对"在信念中做到超越"的描述非常有吸引力，但是确实以该种信念无可动摇的绝对地位为前提的，打个比方如果我说这种超越无异于先选定一种水果作为自己的最爱，继而"发现"其它水果也都很好吃从而获得对原先"认识"的超越并感受到极大喜悦楼主肯定不会同意——因为完全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危险，就是我发现某种水果可口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原先我钦定为"最爱"的那种，而这样的事情惟有在预先认定该种水果被我喜爱的程度不可动摇的前提下才能成立——水果当然不可能被先验的认做是我的最爱，同样，其它一切在我判断力可达范围内的事物也都不可以，所以这种认识只可能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有先验的价值存在；二，我主动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判断力，或者运用判断力的自由——第二种明显不可能为有信仰者接受，至于先验的问题，这个太麻烦，不如另开一帖讨论。简单的说，有信仰者，如楼主也认为意识不可达的世界对意识本身是无价值的，先验观念也是一样，我认为。

4. "极端的骄傲，以为可以通过涉猎一个自己都不知所云的体系而找到世界和历史的秘密"？

这是对无信仰者，至少是部分无信仰者的极大误解——我从来不相信我可能找到申明世界和历史的秘密，据我所知部分的有信仰者，如楼主也相信所谓上帝的意图是不可知的，所以这一点上我想我们是一致的，我完全同意Whitedeep上次留言所说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信仰者和无信仰者不过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填补自己不可知的那部分世界而已。至于精神极度空虚需要填补——我想楼主本身虽然不属此列，但是恐怕也会同意有很大一部分有信仰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皈依的吧，所以拿它作为无信仰者的特质恐怕不妥。

5. "然而当今中国的聪明青年们，以为可以做到宽容并且看透一切，在各种观点间玩一玩浅薄的思辩游戏，并且以自由形容自己，却只能说明他们心中一团乱麻而实则空无一物。"

这段话说得极好，谨记了。大家共勉吧。

我的再回复：

一

我想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辨模式。一种是个人的思辨，一种是社会和历史的思辨。楼主说的作为目的的思辨显然是社会和历史的思辨，我是完全赞成的。这正是不同信仰的人群交流的前提。但是我反对个人的思辨(这里思辨不同于反省)，因为它是无信仰者的最大特征。任何理直气壮说自己没有信仰的人，其实多半都是有信仰的(要么就是很横的人)，或者说，那虽然不是faith，也至少是inclination。我认为楼主是有inclination的人。

但是inclination毕竟不是faith，尚有可动摇的余地，也就是说，有重新估价(Umwertung)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直在寻找自己真正的faith。我想楼主还处在这个阶段。

处在这个阶段的人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急切地想找到自己的信仰；一种是以为自己是有想法而拒绝接触别的想法，对于不同的观点在没有消化之前首先采取批判的态度，同时自称“无信仰者”。其做法和说法是矛盾的。无论哪种表现，思辨都不是目的。

二

我不相信你坚守的价值观是进化论的。除非你说服我文化和艺术也是进化发展的(反例数不胜数)。而且我想知道你对进化的标准是什么。在我看来，进化出的东西一定是先前没有的新东西，而且一定优于先前以有的东西。

历史证明有效的体系是否可指导未来的体系，我也不知道。不过楼主可以举出一个思想体系是一定可以指导未来的，我愿闻其详。如果楼主举出例子，我想说，那些都是历史证明有效的体系的当代版本。当然，判断它的标准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霍布斯、维柯、赫尔德、黑格尔、兰克、马克思、柯林伍德、布罗代尔等对此的著作汗牛充栋，楼主有兴趣时不妨一览。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旧约 传道书》）

三

信仰危机是存在的，而且我从不排斥，因为它显示了信仰之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是激动人心的篇章。我想表达的是，信仰危机的结果不应该是无信仰，而是另一种信仰，就像原先最爱水果A，现在最爱水果B。如果结局是反而没有信仰，那么我想说，这个人不如去死。

如果在不主动放弃自己判断力的情况下一直都最爱水果A，那么是可以做到超越(Selbstzucht)的。

四

皈依的原因当然有精神空虚一条，我本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一旦真心皈依，精神就绝对不空虚。所以精神空虚是无信仰者的特质。如果有无信仰者说，我不空虚，那么我想说，生活对你还没有到位，你总有空虚的那一天。我想楼主对此不是没有感觉的。

五

楼主认为我相信上帝的意图是不可知的，这样说非常片面和绝对。在大部分具体的、还看不出前后关联的事情上，我承认上帝的意图是不可知的。比如，上帝对我出生年月时辰的意图，我就不可知。但是，上帝对整个人类和历史的意图我再清楚不过，这对一个基督徒而言，就是人能掌握的到的历史的秘密。

而我所批判的“极端的骄傲”是针对佛教对当今中国青年的误导。虽然各个信仰都对历史的结局做出解释，但是佛教显得还要超越其上。青年们妄自尊大，以为接触了佛教就可以一步到位，而不见其虚无飘渺的特质。

六

我相信任何真正的自由思想者都是有信仰的。否则他们的自由思想没有出发点，就像人在大地上没有居所。就人类的实际情况而言，能够去说，有一个固定的居所是对行动的限制，因而人就不自由了吗？相反，没有固定居所的人是不自由的，因为他永远都必须还要寻找一个居所。至于对是哪一个居所的考虑，就是个人思辨的起源。

七

我昨天写那个东东，其一是想多信仰对于人的重要性，其二还是想发出邀请：去深入了解一下基督教。楼主自认为已经看清一些东西，因而不需要再去接触，不过从楼主对基督教的Kommentar来看，楼主的理解和真正的基督信仰相去甚远(非常负责任地说)。

假如有人问楼主，为什么不再接触基督信仰，楼主若像小孩子一般回答：“我就是不喜欢，感觉不好，它的思想不适合我的性格”或者“别人不接触，我也不接触”或者“我很牛逼，不需要什么信仰”，那么这些回答都是相当合理并且令人满意的。如果楼主说“就因为基督教有你这样的鸟人，所以我不再接触”，这种不妥协的姿态更加令我激赏。假如楼主只是说，不想再接触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如此这般，而且“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那么我就觉得很过分了。因为楼主一方面想显得自己在思想上是成熟的男人，一方面却在不严谨的状态下说着非常有问题的论据，这只能说明人性的骄傲。

如果楼主真的是有自己想法的人，就不用担心深入了解基督教会对自己有什么unerwünscht的影响。如果楼主持续不肯，那么请给出一个要么很感性很无厘头，要么就能够说服人的原因(比如基督教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否则楼主疏远基督教是一种不值得的自我欺骗。不理性而装做理性的做法我想在楼主看来也是不可取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望楼主三思。

八

我做为一个基督徒，从不排斥了解别的思想体系。如今我孜孜不倦地继续研究以反基督著称的尼采哲学正说明这一点。而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正是建立在对圣经滚瓜烂熟的基础上。

我也不能说我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这种动摇只是schütteln而不是erschüttern。在不断的动摇中，信仰得到不断加固，而用于个人思辨的精力越来越少，个人反省的时间越来越多。(反省就是检查自己的信念能否得到实施。)三年来一直加固我的信仰的，是我的精彩纷呈的现实生活经历。

不过，我很眼羡那些想法很单纯的基督徒，只要信就好，其它的都不想。对这些人，我有卢梭式的倾慕。

九

最后谈一下佛教。我承认我对佛教的深恶痛绝属于小孩子脾气，因为我没有深入了解过。但是我和一些功力不凡的佛教徒亲自打过交道。我发现，任何两个佛教徒在信仰的问题上都谈不拢，不像两个基督徒能够就信仰的问题在瞬间达成一致。我是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从不理解这种不明不白的言说方式。

或者这么说吧，我厌恶佛教，但是热爱每一个佛教徒。

我是在下午等公车的时候突然想到“思辨”这个东西的，感觉至今还在它的窠臼里面流连，于是似乎浪费了很多时间了，仿佛长时间等车会令人烦躁不安。

众人，尤其是当代中国的某些聪明青年，都以善于思辩为美事。辩论赛是常见的现象，然而我至今仍不清楚它对实际生活的意义。更普遍的情况是自己和自己辩论，在各种观点中间摇摆不定，进而自称自由思想者。如今开放时代的“自由思想者”在实质上已经较启蒙时期的反思想专制的斗士大为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伪自由思想者”，他们显然有自己信奉的一套，这一套无论如何是无比肤浅的，于是向高深的体系进军而不求甚解，却自以为拾了些牙慧，常常卖弄于嘴边，显示超脱本原生活的“自由”。另一种是持怀疑的人，此种人比较真诚，但是缺少可嘉的勇气，接触到某些体系就害怕自己抵抗不住并且最终会受了它的愚弄。我以为他们担心的正是他们内心的空洞，然而宁可继续空洞也不愿意接受被历史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体系。他们也许反诘道，“我有自己的想法”，却可见此所谓的想法毫无坚定可言，否则与不同的体系接触再多，也不会受到根本的影响。而且，对于人的认知能力而言，很短时间内对一个体系做出的判断都是有失公允的prejudice。这些人仍然在思辩的过程中，却愈发自我限制，以为拒异己于千里之外就可以显示自己的强大，实乃故步自封，上不了更高的层次，颇有夜郎之风。

我想说，一辈子乐意思辩的人最不自由。他一定偏离了他生活的目的，而被思辩中的矛盾之美所吸引，而享受一个美学的过程。此过程的本质和一篇多主题冲突的发展的古典主义交响曲无异。不如早一点有了自己的信念并且坚守，在信念之中做到超越。真正有信念的人的第一大标志是从不排斥与具有别的信念的人频繁交流，有一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喜悦，还有一种“人不知而不愠”的超脱。在这个过程中有矛盾冲突的美学享受，却以强大而无法摇撼的自我肯定为根基。

第二大标志是，有信念的人在行动上与不同信念或者无信念的人和平相处，却在思想上从不宽容，非此即彼。由此我衍生出对佛教的深恶痛绝，因为它自称可以包容其它的宗教，这只能说明它除了某种诱惑人的心理学外什么都不是，而且鼓励人做毫无意义的思辩。一定会有很多人会在这个地方反对我。可是我想问他们去追求这玄而又玄的东西的动机是什么。在我看来，一是空虚，精神需要填补；二是极端的骄傲，以为可以通过涉猎一个自己都不知所云的体系而找到世界和历史的秘密。如此一来，只能虚上加虚。什么都要或者超越其上都不是人力所能及，模棱两可的态度甚至不如绝望的心境。我做建筑设计的时候，需要想出方案。我的方案可以朝架方向发展，也可以朝乙方向发展，甲和乙不同，却都很不错。倘若我都想要，把甲和乙结合在一起，无论多么巧妙，都证明最终什么都不是，而且带来足够多的混乱。我的导师一定会问我，你到底要哪一个？

据我所知，现任和前任的教皇都是内心保守的人士。他们一方面在公众面前主张各大宗教和平相处，开开大会，搞搞联合；心里却一定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信念就是绝对的不妥协，自欺欺人的事情谁都不愿意做。然而当今中国的某些聪明青年们，以为可以做到宽容并且看透一切，在各种观点间玩一玩浅薄的思辩游戏，并且以自由形容自己，却只能说明他们心中一团乱麻而实则空无一物。